历史的轮回与帝国情结——战后土耳其外交的三次转型与“阿拉伯之春”
奥斯曼帝国晚期曾先后出现过三种重要的政治思潮，即大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共和国的创始人凯末尔抛弃了上述三种思潮。但在二战后，土耳其开始逐步背离凯末尔主义，其外交先后出现了三次重大转折: 从中立转向加入西方联盟，从偏重西方转向向中亚拓展，从偏重中亚转向向阿拉伯邻国拓展。土耳其外交及内政的变化预示了“阿拉伯之春”后阿拉伯国家的发展方向。
众所周知，近代奥斯曼帝国晚期曾经先后出现过三种重要的政治思潮，即大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它们对帝国的政策起到了不同寻常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现代土耳其共和国诞生。共和国的创始人凯末尔从根本上抛弃了上述三种思潮，但在二战后，土耳其的外交又先后出现了三次重大转折，而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可以用这三种思潮进行比附，而加深我们对当代土耳其外交内政以至当今发展中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前景的认识。
一、近代奥斯曼帝国的三种政治思潮
自诞生以来，奥斯曼帝国一直是地中海区域和中东的强国，是 19 世纪后期欧洲的四大帝国( 德意志、奥匈、俄国、奥斯曼)之一。但是，近代晚期的奥斯曼帝国面临着深刻的民族危机，这种危机既来自新兴的欧洲强国，也来自帝国内部停滞的经济、僵化的政治制度和国内少数民族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除了开始现代化改革以外，帝国的统治者也根据形势的变化，逐步尝试不同的内外政策，以加强帝国内部的凝聚力，提高其国际地位和对外影响力，在此基础上先后出现了以下三种重要的政治思潮及相应政策。
大奥斯曼主义——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多元化的帝国，其境内有穆斯林、基督教徒、犹太人等不同宗教的信徒，其中分布于巴尔干和小亚等地区的基督教徒在政治、军事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大奥斯曼主义力图保全由土耳其人主宰的这个多民族帝国，其重心是保持对基督教的巴尔干地区的控制，从而保持帝国的民族和宗教的多样性，以及作为欧洲大国的地位。奥斯曼帝国一直自认为是欧洲国家，并积极参与欧洲国家的争夺，直到其力不从心为止。19 世纪初巴尔干基督教地区的先后独立标志着大奥斯曼主义的彻底失败。
泛伊斯兰主义——巴尔干的独立意味着帝国基本上成为一个穆斯林国家，素丹从此开始关注泛伊斯兰主义，以加强对帝国境内和境外穆斯林的控制和影响。泛伊斯兰主义是贾马鲁丁·阿富汗尼最早创立的，他指出穆斯林是一个民族，呼吁伊斯兰世界的统一。而素丹对此更多的是从政治上加以利用，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政府努力以此笼络阿拉伯地区和中亚的穆斯林。
泛突厥主义——19 世纪俄国的鞑靼知识分子开始倡导泛突厥主义，它强调土兰是所有突厥人的祖国，主张复兴突厥文化和民族，以作为对俄国统治的反制。这一思想传入奥斯曼帝国，在20世纪初青年土耳其党上台后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其目的在于巩固土耳其人在帝国内的领导地位并加强对俄属中亚突厥人的影响，结果却招致了阿拉伯人的反感，强化了泛阿拉伯主义。因此，泛突厥主义进一步瓦解了泛伊斯兰主义政策。
二、重视欧洲和西方的外交政策: 大奥斯曼主义的幽灵
第一次世界大战见证了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也宣告了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破产，凯末尔一手创立了土耳其共和国，放弃了对阿拉伯地区的统治和对中亚的野心。同时，凯末尔也废除了素丹制和哈里发制，在国内大力推行全盘西化改革，其改革涉及法律、社会风俗、经济、政治等许多方面。在政治上，凯末尔确立了“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领袖”的原则。在外交上，土耳其与苏联保持了良好关系，在二战中保持中立。
凯末尔政权的社会基础是在奥斯曼帝国晚期发展起来的世俗政治精英和军事精英，而土耳其共和国在建国前后通过对凯末尔主义的官方认定，进一步把这一意识形态信条列为国家的宪政基础，西方学者穆林森认为: “凯末尔主义的严格的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教条已经在主导的国家官僚—威权机器中机构化。”应当说，凯末尔主义的实施在当时的环境下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但凯末尔的民族化、现代化政策也存在着忽视库尔德人少数民族权益、脱离民众情感等隐患。
二战后，土耳其当权者在总体上延续了凯末尔的政策，即坚持国家发展的世俗方向和现代化方针，但同时作出了重大调整: 在内政上，开始实行多党制和市场经济; 在外交上，加入了西方主导的军事集团( 北约) 和地区组织( 巴格达条约组织) ，并积极发展与欧共体的关系。同时，它也积极参与了欧洲的体育组织，而不屑于与阿拉伯国家为伍。1949 年，土耳其成为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穆斯林国家，两国“长期保持着以军事、情报合作为内容的隐性战略关系”。这一倾向得到军方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有力支持。西方把土耳其视为穆斯林国家现代化、世俗化、民主化的典范，同时也将其作为遏制苏联扩张和阿拉伯世界激进思潮的桥头堡。
显然，土耳其的上述政策与当年重视欧洲的大奥斯曼主义有着某种类似性。然而，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土耳其在塞浦路斯、库尔德人等问题上与西方逐渐发生摩擦，双方矛盾逐渐凸显，使上述政策受到削弱。
三、向中亚挺进: 泛突厥主义的复兴
在冷战期间，虽然泛突厥主义作为官方政策已经被抛弃，但在土耳其民间仍有很大市场，一些组织继续活动，并支持境外的泛突厥主义势力，如中国新疆的“东突”势力。
随着冷战的结束，高加索和中亚各国相继宣告独立，其中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五国的官方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土耳其由此开始把目光转向东方。中亚的战略位置、广阔市场和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对土耳其也很有吸引力。1989—1993 年任总统的厄扎尔( Turgutzal) 开始关注中亚，他的政策被称为是“新奥斯曼主义”的发轫。关于这一术语的来源有不同说法，一种是 1974 年希腊人描述土耳其军队进入塞浦路斯时创造的，显然具有贬义; 另一种说法则是土耳其学者、1991—1993 年任厄扎尔总统顾问的森格斯·坎达( Cengiz Candar) 首先使用的，而“新奥斯曼主义”也被称为“第二共和国”。坎达的概念反映出知识分子的新思想，这一思想事实上已经偏离了凯末尔主义，它认为土耳其应当寻求穆斯林和突厥世界领袖欧亚大陆中心强国的地位，奉行基于奥斯曼历史传统和积极主动、多样化的外交政策。厄扎尔因此发出了这样的豪言壮语: “土耳其的利益区是从亚得利亚海直到中国长城。”此即土耳其的新“突厥政策”。
此后，土耳其开通了通往中亚的航班，在中亚开设银行，向当地提供贷款、援助和奖学金，与中亚的贸易额达数十亿美元，并向当地播出土耳其电视节目。1992 年，土耳其和中亚五国在安卡拉成立了突厥伊斯兰六国语言文学联盟，计划实现中亚语言的拉丁化。五国还参加了土耳其倡议的中西亚经济合作组织和突厥语国家元首不定期会晤等组织和活动。阿塞拜疆和中亚四个突厥语国家还废除了俄语字母，转而采纳基于现行土耳其文的统一新拉丁字母。此外，土耳其也努力成为高加索地区和中亚油气资源通往欧洲的通道。“疆独”和“东突”运动此时也突然强化。
除了中亚以外，土耳其也关注曾经是奥斯曼帝国属地的巴尔干地区，支持波黑内战中的穆族。无论在中亚、高加索还是巴尔干，西方都相对缺乏历史上的联系，因此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在上述地区势力的积极拓展有助于西方的进入，土耳其在事实上发挥了“桥梁国家”( bridge country) 的作用。
有土耳其学者认为，冷战后的土耳其政府在外交手段上也有创新，它从冷战后单一的亲西方政策，更多地转向强调多边主义的合作安全，即通过确立机制、仲裁冲突、多边外交和经济独立来实现本国的地区目标。
然而，好景不长，土耳其便发现自己缺乏足够的资源来实现泛突厥主义的雄心。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俄罗斯国力的复苏及其在中亚突厥语各国的卷土重来，俄罗斯和伊朗对土耳其政策的敌视，中亚国家保持独立外交的立场等等，都重挫了安卡拉的战略雄心。另外，这一时期的土耳其政府很不稳定，也影响到其外交政策的实施。
但土耳其的外交仍然在倾向欧盟与“泛突厥主义”之间摇摆。1999 年，土耳其成为欧盟候选国，然而，它的入盟申请不但迟迟未获批准，而且遭到了越来越多欧盟成员国反对。在巴尔干地区，随着欧盟东扩的进展，土耳其发挥作用的余地也逐渐受限。
四、重返阿拉伯世界: 泛伊斯兰主义的复苏
由此，作为昔日奥斯曼帝国领土的阿拉伯地区和并非奥斯曼领土的伊朗再次引起了土耳其的重视。埃尔多安领导的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 以下简称“正发党”) 2002年上台执政以来，其外交出现了“中东化”倾向，成为“新奥斯曼主义”的全面实践。按照埃尔多安总理的外交政策顾问( 后任外长) 、“新奥斯曼主义”的理论家、国际关系学者艾哈迈德·达乌特奥卢( Ahmet avutoglu) 的说法，这是为了纠正向欧美一边倒的不平衡外交，而发展土耳其的“战略深度”，此即“战略深度主义”。
达乌特奥卢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除详悉国际关系学外，对哲学、经济学、历史、地理、文化等学科均有涉猎。他认为，20 世纪前半期的早期现代化人士( 暗指凯末尔等人) “力图通过民族或文明的自我保存来抗击殖民列强的进攻”，但他们主张的世俗化是“对非西方社会的自我认知的威胁”，而 20 世纪末的“文明复兴主义者”则要重新定义自身的本体论和历史的存在。而且，穆斯林文明不论是在哪个地区还是民族中，其普世性表现为对共同的伊斯兰世界( 乌玛) 的承认，这超越了民族国家的模式，并表现为对殖民主义和现代性的共同回应。因此，作为奥斯曼帝国遗产的继承人，土耳其具有明显的“战略深度”和“地缘深度”，必须改善与具有共同文化传统和历史的周边的中东、高加索和巴尔干国家的关系，主动影响上述地区的政治发展，以确保地区安全。当今的土耳其不再是“桥梁国家”，而必须担当“中心国家”( central country) 的职责，在伊斯兰世界面临着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改革重任的今天，土耳其将发挥引领伊斯兰世界复兴的历史作用。
由此来看，达乌特奥卢的“战略深度主义”并非一时冲动的产物，而是冷战后面对西方的“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的喧嚣，由东方的一些穆斯林学术精英经过深入思考而作出的理论回应。他本人对西方的上述两种理论进行了批判，同时指出了美国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的虚妄。在正发党的多边外交中，欧洲只是其中的一个领域，这意味着土耳其不再把加入欧盟视为外交战略中的重中之重，而更加注重于确立地区大国的独立的外交大战略。土耳其认为，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和对西方的政治、安全领域的战略意义使其不同于一般的欧盟成员候选国，因此必须以平等身份与欧盟进行谈判。
有学者认为，今天的“新奥斯曼主义”，严格说是继承了奥斯曼帝国哈里发曾经推行过的“泛伊斯兰主义”。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除了思想上的探讨和前述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外，正发党“新奥斯曼主义”外交的形成背景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正发党上台以来土耳其独特的伊斯兰政治模式的成熟。早在二战后初期，土耳其就出现了伊斯兰复兴的苗头。厄扎尔总统在任期间，曾提出“土耳其—伊斯兰”一体概念，认为土耳其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对土耳其的国际地位做出了决定性贡献，而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遗产和伊斯兰文化成为现代土耳其国家“软实力”的来源之一。在正发党之前，伊斯兰繁荣党曾于1996—1997 年短暂执政，引起西方关注。正发党上台以来，维持了长期执政的势头，而土耳其并未出现如西方担忧的国家制度的“伊斯兰”化，其民主体制继续发展，尽管有土耳其学者提出近年来这种势头已经减弱。同时，土耳其学者认为正发党属于土政坛上的中右派别，其支持者包括了保守的逊尼派、自由改革派、民主主义者和库尔德人，这就保证了其拥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第二，主张凯末尔主义的军方和文官势力影响的下降。凯末尔一手建立的共和人民党和军方是坚决捍卫凯末尔体制的主要力量。20 世纪80年代，军方曾多次发动政变。但2002年以后，由于伊斯兰政党拥有雄厚的民间基础和出色的执政业绩，军方也无能为力。2007年 4月，正发党的居尔( Abdullah Gül) 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举行的第一轮总统选举中胜出，随后共和人民党等党派向宪法法院提起诉讼;5 月，宪法法院宣布该轮总统选举投票结果无效。这一事件被美籍土耳其学者塔斯平纳称为“司法政变”。但居尔最终当选成功。另据土耳其媒体披露，2002至2003年间，土耳其的高级军官秘密制定了代号为“大锤”的政变计划。2010年 2 月，政府一举逮捕了包括土耳其前空军司令、前海军司令在内的 48 名高级军官，粉碎了这些军官企图制造的政变阴谋。所有这些事件证明了土耳其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而这种转变可能代表了几百年来土耳其在现代化道路上进入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第三，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近年来，土耳其的经济状况良好，成为伊斯兰世界的发展明星，名列世界第十六大经济体、“新钻”国家之一。2010年，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7350亿美元，人均值突破 1万美元，当年经济增长率达 8. 9%。2011年，土耳其的外贸出口达到1346 亿美元，同比增长18. 2%。
土耳其由此成为20国集团成员，其国际地位大大提高。而且，土耳其的国家软实力也在不断提升。根据斯科尔科沃——安永新兴市场研究所的测算( 该排名考虑到移民、大学、传媒出口、政治自由、偶像力量、公司、法治、入境游、二氧化碳排放率和公民参选率10个因素)，2010年土耳其的软实力在世界上排名第 11，在伊斯兰国家中名列第一。
第四，土耳其成为地区大国的雄心。土耳其作为奥斯曼帝国的政治遗产，它始终难以真正摆脱帝国的情结，也在孜孜不倦地谋求地区大国的地位。近年来土耳其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提高及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安卡拉的政治领袖产生了将国家建成地区大国的日益强烈的雄心。达乌特奥卢曾指出，土耳其的地区作用是“确立秩序”。他在 2010 年的一次会议上甚至宣称，土耳其行动主义外交的适用范围是全世界; 而到土耳其建国 100周年的2023年时，土耳其将进入世界十大经济体，积极卷入所有全球事务。
第五，正发党的新外交在总体上得到本国和阿拉伯地区民众的支持。西方媒体倾向于认为正发党的新外交只是该党领导人的心血来潮，但事实并非如此。2009 年的一项民意调查证明，土耳其民众的外交取向是相当理性的。例如，在有关国家外交重点的提问中，多数民众选择的是经济利益，而非保护穆斯林国家。另据一项调查，阿拉伯地区的民众普遍欢迎土耳其的新外交。在约旦，民众对此的支持率达到 45% ，摩洛哥为 80% ，黎巴嫩为 93% ，沙特竟高达98%。“新奥斯曼主义”外交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与周边各国积极改善在各领域的关系。为此，2002年正发党执政后，开始推行“零问题”的睦邻政策: 2004 年，接受了有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安南计划; 2009年10月，与亚美尼亚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 与希腊关系也有很大改善。
在阿拉伯地区，土耳其主要发展与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关系，并致力于改善与伊朗的关系，仲裁伊朗的核问题。其二，疏远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尽管土耳其是美国的盟国，但在伊拉克和伊朗问题上，它并未完全追随美国的政策，而土耳其民众的反美情绪尤其高涨。2007 年，土耳其民众对美国的好感度仅有 11% ，而该指标在 2004 年还有 28%。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一向亲近西方的共和人民党也开始反感美国，因为后者支持伊拉克库尔德人的自治和土耳其正发党。
同时，土耳其也在新世纪之初加强与以色列的关系之后，逐渐拉开与犹太国的关系，如支持解除对加沙的封锁，由于以色列袭击为加沙提供人道主义物资的土耳其船只而全面降低与以色列关系的等级等。土耳其对欧盟的兴趣也明显下降，尤其是在欧洲遭受金融危机的情况下。2004 年，土民众有 70%支持加入欧盟，到2011年仅有约 30% 的人仍持这一想法。但土耳其并未完全脱离西方。它仍然是北约成员国，并保持与西方的密切的同盟关系; 在经济上，土耳其与欧盟关系密切，后者是其贸易和投资的主要来源( 贸易占42% ) 。2011年8月，土耳其外交部宣布，土耳其将根据北约导弹防御计划部署一套早期预警雷达系统，而西方宣称其目的是对付伊朗。
对于土耳其的外交新方针，西方的态度是复杂的。欧洲对土耳其宣称的“伊斯兰”身份感到担忧，西方媒体上出现了有关“失去土耳其”的争论。不过，维基揭密披露的 2010年 1月20日美国驻土大使馆的一份电报指出，土耳其外交的核心仍然是北约、与欧洲的关税联盟，尤其是加入欧盟的努力; 当今土耳其外交是“传统的西方”倾向与“零冲突”和“新奥斯曼主义”外交的综合体; 事实上，“新奥斯曼主义”外交几乎一事无成，并且导致了与一些相关国家的摩擦，而土耳其对希腊、亚美尼亚、塞浦路斯和库尔德人的新政策对美国是有利的。然而，这份文件也暴露出美国的担忧，就是针对中东和巴尔干的“新奥斯曼主义”外交可能会给美国带来问题。
不过，“阿拉伯之春”开始后，土耳其与西方国家密切配合，支持当地民众的示威，致力于推动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变革，并借机推销自己的伊斯兰政治模式，强化对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充当地区政治的发言人和领头人，尤其是加强与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下的埃及的关系，支持干涉叙利亚。这些做法大大缓和了与西方的关系。
综上所述，战后土耳其外交的三次转型是土国内社会、政治、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变化的产物，而它们对于我们探讨当前的“阿拉伯之春”具有重要启示。因为土耳其地处欧亚非三大洲和东西方文明的交界处，是近代中东现代化的先驱之一，经历了较为典型的发展阶段。它所揭示的规律是: 在经历了长期的西化改革之后，作为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土耳其走上了更加基于传统的现代化道路，或者说致力于寻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新的平衡。因此，在国际上有所谓“土耳其模式”的说法，但存在争议。笔者认为，阿拉伯国家的发展道路必然不会完全与土耳其相同(前者内部也存在不同类型) ，但上面归纳的基本规律已经在此次“阿拉伯之春”运动中有充分体现，那就是经历了基本上是世俗的政治运动之后，温和的伊斯兰政党出人意料地在一些国家相继崛起，成为主导议会的力量，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未来阿拉伯国家的发展走向。这可以说是“土耳其模式”的一种定义。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官方声明证明了这一点: “不要把阿富汗的伊斯兰运动和塔利班等同于我们，如果你们要拿我们跟别国比较，你们可以把我们与土耳其的正义发展党相比，跟他们一样，我们是与世界和谐相处的伊斯兰运动。”当然，埃及军方对穆兄会的最新打击说明，阿拉伯国家的发展道路仍然充满了诸多变数。